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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認知作戰:理論、現實與操作
//www.CRNTT.com   2021-10-03 00:16:16


  中評社╱題:“民進黨的認知作戰:理論、現實與操作” 作者:王昆義(台灣),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蕭衡鍾(台灣),台灣聯合大學助理教授、北京大學博士

  【bbgoex鑫航國際】從民進黨2016年重新執政以來,隨着兩岸關係緊張情勢與台灣政治社會變化,“認知戰”議題在台灣被炒作得甚囂塵上,特別是特定黨派以側翼及網軍對台灣人民進行認知作戰,除了頻發攻擊性與恫嚇性梗圖外,也有以精短文字來發貼文,同時通過黨政系統與親綠媒體指稱中國大陸假新聞與認知作戰的危害。如此綿密訊息網絡的影響力不可小覷,權力高度腐化的程度,也顯示出了台灣執政當局對於新冠疫情大爆發所引發的政權存續充滿危機感。

  2019年5月2日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台灣國家安全局、大陸委員會等相關單位就“中國大陸假訊息心戰之因應對策”進行專案報告,報告內容指稱,中國大陸正依循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模式,對台灣的民主開放社會進行“認知作戰”。〔1〕

  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於連任的就職演説中提及,國家安全的國防事務改革中有三個重要的方向,而其中一個重要方向便是要對“網路戰(Cyber Warfare)”、“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與“超限戰(Unrestricted Warfare)”所帶來的威脅加強提升安全警覺及意識,並且認為台灣正與中國大陸進行認知戰的交鋒。〔2〕

  壹、社羣媒體中的網路輿論

  “社羣”是人與人在彼此的連結過程中,因某一項議題或想法上相互契合或具有共同的理念而形成的互動羣體,相較於傳統社羣採用面對面的溝通方式,社羣利用科技的發展,而改以網路所創建的媒體平台作為溝通和聯繫的橋樑,進而結合成社羣團體,社羣中的使用者之間,除可利用網路作為資訊承載的媒介外,亦可進行各類資訊內容雙向傳遞,同時從事人際社交活動,故而成為有別於傳統社羣交流方式的“社羣媒體”。〔3〕

  網際網路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研發,加速社羣媒體的應用與普及,而社羣媒體則因深受大眾喜好而高度使用,已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與他人進行即時互動的重要媒介,進而成為資訊時代中發動認知作戰最為有效的工具之一。雖説“認知作戰”一詞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其媒介由傳統媒體轉換成數位傳媒之後,可透由社羣媒體平台的普及性與高使用率,提供了一個以輿論影響及操控他人更為便宜、更加高效、更低要求的開放環境與途徑。

  社羣媒體充分運用網路成本低廉、傳播速度快且範圍廣的優勢,在網路空間中迅速地崛起發展,再加上社羣媒體能將所有使用智慧型裝置的各年齡層用户大量羣聚,將其編織成為複雜、綿密的人際網絡,形成傳播特定訊息來影響羣眾認知的有利管道,如經政府、非政府的組織、團體,甚至是恐怖組織等加以運用和操作,並藉網路訊息來源難以反查或辨識的特性作為藏匿身分與企圖的掩護,將可在政府或是軍事的目標上取得戰略上的利益。

  而這些現象及操縱模式為認知作戰開啓了新契機,使社羣媒體中的網路認知作戰成為當代網際網路廣泛運用下,所形成的認知作戰形式,經由網路進行內容產製、擴散和交流的資訊傳播機制,大幅顛覆了人們獲取資訊的途徑,除對傳統媒體帶來重大的衝擊,其獨有的便利性,同時也使社羣媒體達到傳統媒體所無法企及的新境界,〔4〕其特性迥異於傳統大眾媒體。

  首先是以使用者為主體。利用電腦及各類智慧型行動裝置等網路終端設備,能讓任何使用者隨心所欲地在任何時間、空間與地點,幾乎不受任何限制地接收各種類型的資訊,同時也能讓使用者藉由媒體平台參與訊息的產製,從原本的被動接收者成為主動的創作者,且在社羣媒體中享有更多的選擇權利和編輯能力,隨時隨地讓自己的創意想法在社羣媒體中流動、發散。〔5〕

  其次為具有高度互動性。社羣媒體的崛起,讓人際連結交流的門檻降低、相互黏着的程度更加緊密,使用者們能透過社羣平台可一起互動地創作內容、發佈訊息或討論議題,達到雙向溝通的功能。如此也彰顯出社羣媒體與傳統大眾媒體之間最大的差別,即社羣媒體中的資訊發佈者,並不再僅是單一方面的向閲聽大眾傳遞訊息,而是能讓閲聽大眾一同參與,能夠更高效地連結人羣。〔6〕

  第三為呈現多樣貌形式。在科技高度發展的加持下,社羣媒體中的內容能夠經由手中精緻小巧,但功能強大的智慧型裝置,以各式各樣不同的檔案類型與令人眼花繚亂的豐富內容來呈現,包括文字、圖片、語音、音樂、動畫或視頻等,尤其是影像和音樂所結合的視頻,更是一種最為自然並具有極高效率的溝通模式,因為人類文明在尚未出現文字、習得運用文字溝通的能力之前,即是透過圖像及聲音作為溝通的工具,而此種溝通方式仍存留在現代的人類文明與生活之中。〔7〕例如社羣軟體-“抖音”(Douyin,其海外版本名為Tik Tok)能以短片分享的方式在全世界造成大流行,即可窺知一二。多樣貌的資訊內容成為吸引目光的焦點,能更有效率地爭取閲聽大眾的注意力,加強羣聚效應。

  第四則是提高政治參與度。經由社羣媒體提供的平台,可提供使用者針對各類問題、議題或時事等內容發表個人想法、反應意見、並與網友于線上即時互動討論。〔8〕其中較能引發廣泛議論熱度與迴響的內容,應屬於政治及公共事務相關的新聞或議題,與傳統媒體僅能單向傳達資訊的功能相比,人民得以藉社羣媒體表達自身意見與立場,建立與政府或行政部門間溝通、對話的平台,激發公民政治參與的興趣,促進社會各階層、各族羣間的互動,使社羣媒體成為社會大眾影響政府施政及制訂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9〕

  然而,儘管在社羣媒體所引發的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變遷過程中,讓民主的樣貌也隨之煥然一新,但是在蓬勃發展的同時,卻也成為操控民意潮流、製造錯誤和虛假資訊的温牀,它對社羣所產生的實際作用與影響層次不可低估。〔10〕

  貳、認知作戰思維的起源

  “認知空間(或認知場域)”原為廣告心理學領域的用語,是指人類從事認知活動時所涉及的範疇和領域,是人類情感、意志、信仰和價值觀等無形的精神空間,皆存在於人類大腦的思想之中。美國智庫蘭德公司解析運用認知空間所從事的作戰行為具有多項特色,包括具有傳播管道多樣化、訊息出處廣泛且大量、資訊傳遞迅速且重複、以趨近實況的假象掩飾企圖、運用魚目混珠的內容製造混淆等。

  “認知空間作戰”又被稱為“認知域作戰”或“制腦作戰”,在軍事領域上屬於“資訊化戰爭”中的一環,而在政治事務與公共政策領域中又同時存在於政治心理、政治傳播、政治公關與民意研究的範疇。在認知空間中所使用的“武器”是精神意念,亦即所謂的“認同”,凡是精神意念可以傳遞到的場域、空間,都可以作為認知作戰的“戰場”。〔11〕

  早在1990年蘭德公司的兩位智庫學者阿奎拉(John Arquilla)與倫菲爾德(David Ronfeldt)在針對新興網路所存在的安全隱患研究時,即已預見網路戰的發生,他們主張未來的衝突不再僅靠強大的實體武裝力量來獲取勝利,而是憑藉網路資訊的可得性和操縱手段,試圖擾亂、破壞或修改目標羣眾所認知的自己與周遭的世界,同時伴隨公共外交舉措、宣傳戰和心理戰、政治與文化顛覆、對媒體的欺瞞或干擾等作為,是一種全新的衝突形式與橫跨各個領域的“新戰爭”型態。〔12〕

  當時,阿奎拉與倫菲爾德還提出一個“新腦皮層戰爭”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意義是指“在不破壞敵方組織的同時,通過影響,甚至調整敵方領導者的意識、理解力和意志……,從而設法控制和塑造敵方組織的行動”。另外,“新腦皮層戰爭”也是在向敵方領導人,灌輸那些精心設計的感知和認知的資料,從而對他的謀劃和判斷能力加以限制和控制,或以假情報迷惑對方。〔13〕

  這種“新腦皮層戰爭”被認為是在資訊時代可以結合科技與意志的一種戰法,打破以往“唯武器論”和“唯意志論”的戰爭論辯。為了使科技與意志能結合做到合理的解釋,阿奎拉與倫菲爾德還又提出兩個“心靈政治”與“認知管理”的概念。

  “心靈政治”是把“網路共同體”和“語言共同體”兩者合而為一。“網路共同體”是以資訊為主導的場域;“語言共同體”是以表述為內容。將資訊和語言結合成為一個作戰體系,就可以形成“輿論戰”的最大效用。當“輿論戰”能在作戰中產生效用,祇要利用傳播理論中的“子彈理論”,不斷地散播有利己方的訊息給對方,就能產生新的“心靈政治”,達到認知作戰的目的。

  事實上,在“心靈政治”的轉化過程中會產生一種“認知病毒”,它就像生物界的“生物病毒”、網路界的“電腦病毒”一樣,都會對人類社會生活產生干擾。所以“認知病毒”可以改變人們的“心靈政治”,進而轉向去認知不同的事務。

  另外,在網路社羣中由於虛擬社會所產生的共同想像,羣員可以在網路上從上天堂到下地獄地做各種集體想像,久而久之就會去尋求認同的對象;特別是在“網際權力”(cyberpower)的作用下,權力的歸屬感可以使虛擬社羣凝聚成一個個“想像共同體”,人們會在“想像共同體”中尋求可以具有歸屬感的“認同團體”。因此,網路社羣能夠牢不可破,就是因為有“認同團體”所產生的“羣體迷思”,再加上“網際權力”的作用,每個網路社羣的“認同團體”,自然就具有排他性的作用。〔14〕

  就因網路的“認同團體”具有排他性,所以他們就很容易形成“認知作戰”的戰場,同一思考或具有共同意識型態的虛擬社羣,祇要餵給他們共同認同的資訊,自然就能夠鞏固這些網路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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